在中国古代，城市因暴雨积水导致的内涝现象并不鲜见。以中国历代都城为例，唐长安城曾因暴雨或久雨而陷于涝灾之中，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载，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，“连夜大雨至二十三日”，使“西京平地水深四尺”，又记载开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“夜暴雨”，“使京城兴道坊一夜陷为池”。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也常积水为灾，仅《宋史·五行志》中便有数条明确为内涝的记载，如淳化四年七月“京师大雨，十昼夜不止，朱雀、崇明门外积水尤甚，军营、庐舍多坏”。又如咸平五年六月“京师大雨”，致使“积潦浸道路，自朱雀门东抵宣化门尤甚，皆注惠民河”。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同样不时为内涝所困。《东华录》载，明成化九年，北京“涝，城内水满，民皆避居于长安门前后”。清朝震钧撰写的《天咫偶闻》记载，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日，北京城“大雨淋漓，前三门外，水无归宿，人家一有积水，房屋即有倒塌……道路因以阻滞”，“大清门左右部院寺各衙门，亦皆浸灌水中，墙垣间有坍塌。堂司各官进署，沾体涂足，甚至不能下车，难以办公”。光绪十九年六月北京城的内涝情况较光绪十六年时更为严重，《天咫偶闻》中载：“一连三日，大雨如注。前三门水深数尺，不能启闭。城内之官宅民居，房屋穿漏，墙坦坍塌，不计其数。人口之为墙压毙及被水淹者，亦复不少……有四周皆水，不能出户，举家升高，断炊数日者。”
除了前述暴雨积水导致的城市内涝外，洪水倒灌城市也是导致内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实际上，相对洪水灌城而言，暴雨积水导致的内涝虽然较多，但在古代城市内涝中所占比重远比洪水灌城低。在文献记载中，可以看到关于“（江）河水涨溢”“大水入城”“水入州郭”“水溢入城”“洪水泛城”的记载远比城内暴雨积水的记载多。长江流域、黄河流域、淮河流域、海河流域、松花江流域、珠江流域等主要流域的许多城市都有大量洪水灌城的记载，而暴雨积水的记载反倒较少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，一方面是文献记载本身的取舍，对于易对城市产生巨大影响的洪水灌城更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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